来源：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
编者按：
岁末年初以来，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国。医护人员冲锋在前，病人的生死、同胞的安危，无不牵动着我们的心。未来一段时期，我们将推出一系列文章、笔谈，围绕和此次疫情以及历史上类似公共危机相关的政治、经济、法律、文化的复杂成因及后果，进行分析和反思，也将尝试在古今中外相关的历史经验中，从人类曾经的各种灾难与危机中寻找镜鉴。
今日推送节选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邓小南教授的文章，原题为“信息渠道的通塞：从宋代言路看制度文化”，原文刊发于《中国社会科学》年第1期。在本次疫情的应对中，围绕疫情发生、发展过程中的信息上报机制，引发了巨大的社会争议。揆诸历史，早在中古时期，信息即已是一切政府决策的基础。宋人对于当朝的言路称许为“无一日而不可对，无一日而不可言”，引以为豪。但在细致检视之下，宋代言路既有多层次、多渠道的制度安排，也有实际运转中言路阻滞、信息扭曲的一面。邓小南老师指出，信息渠道本身无所谓“通”，“塞”，造成通塞的是其中发挥作用的人事。处于流通中的信息，总是经过筛选、提炼、加工，各个层级的官员无不在信息申报的选择上下功夫。言路通塞的关键，实际在于环绕制度的政治文化氛围。
信息渠道的通塞
从宋代“言路”看制度文化
文
邓小南
信息是历朝历代决策的依据,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更是如此。对于信息的搜集、处理、掌控、传布,统治者从来不曾掉以轻心。在历代史料中,我们都会注意到相关的制度化举措,以及君臣之间长期持续的若干“热点”议题。其中,有关防范壅蔽、穷尽实情、言路通塞等话题,始终处于聚焦的中心。所谓“言路”,广义上是指传统社会实现下情上达的制度化渠道,狭义则特指官员上呈消息、意见的途径。就宋代朝廷而言,获取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决策,进而下达、反馈,是一复杂系统;牵涉到整体的层叠式布局、内外机构的设置、相关人员的选用、政务文书的运行、多途消息的汇总核验、文牍邸报的散发、上下之间的互动沟通,等等。种种表象背后,关系到施政者的意图、官僚体系运转的内在机制;制度运作的实态,也让观察者注意到当时的“制度文化”氛围。宋人将制度视为“纲纪”。应该说,在章奏、面奏等历代类似的制度安排下,宋代对于信息的搜集汇聚方式有其独特之处。例如百司官员的“转对”、“轮对”,对地方官员在任表现的巡视“按察”,强调实地调查的“察访”闻奏,鼓励多方询访体问的“访闻”,专人专项覆实事由的“体量”,比对核验信息的“会问”、“照勘”,等等。此外,君主御用的渠道及伺察手段愈益广泛,诸如扼守信息沟通要路的通进司与閤门司,亲从近臣掌控、在京师侦伺讥察的皇城司,宦官任职、传递内廷信息的御药院,作为“廉访使者”、按刺物情的走马承受,博访外事的军校、密探,登闻鼓检院的设置;亦有帝王出行时偶然兴起与民庶的接触……诸如此类,无不反映出帝王面对政事民情的渴求与焦虑。对于上述内容,学界已经有所研究。本文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dqipm.com/zcmbjc/24070.html
